小的时候我喜欢游乐场，不喜欢看风景。
小的时候我觉得闲适的生活不适合我，我总是故作理智地鄙视那些关于风景的浪漫幻想。在做梦的年代，看那些浪漫的风景画，林中小屋，雪中炉火，我想，这有什么意思，以后我肯定是穿梭在高楼大厦中间，看尽灯红酒绿。
我一直是穿梭在高楼大厦中间，从没有离开过。那里每座房子里都有火，从来都不需要火种。
只是，“布苏的火里没有阳光和月亮，那样的火又怎么能趟人的心和眼睛明亮呢。”
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了风景。不是所谓普罗旺斯那种小资的风景，也不是丽江的；只是真正的风景，最原始的，最自然的。
但是，我知道，我就会像依莲娜一样，在外面向往山里的清新，回到山里待不了两个月又会觉得这里连个电话都没有实在无法忍受。
虽然从未体验，却感觉真实。迟子建没有刻意的维护山林的纯净，她知道他们抵挡不住。不完美才是真实，如果说依莲娜一辈子热爱着山林，回来了就再不愿出去，或许反倒矫情了，也不会让我有那样的共鸣。
曾经读过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那样深刻的痛，写在纸上却像是飘着的。
而这本书不是，淡淡的叙述，却是深刻的印记。或许，越想表达，反而会越无力。走过去了，心淡了，留下的沧桑，才最有力。
这是一本更温情的《活着》，这是一本更纯净的《尘埃落定》。
编年体般的叙述，总是充满了死亡。余华冷静地表现中国草根的隐忍；迟子建温柔地描绘一个民族的柔情。不仅仅是人与人的柔情，还有人和自然的。
跨越一个世纪的鄂温克历史，是我们这个民族历史的旁观者。偶尔参与，却总像是过客。被日本人拉去操练，帮抗日联军打日本鬼子，给下放来的知识分子当向导，甚至帮助那些来砍伐森林过的工人。那里有过他们的身影，但是然后也就算了。没有那些旗帜鲜明的斗争，日本鬼子在那里也并不一定是一幅凶狠丑恶的嘴脸；也没有过立场坚定的争论，电影放映员说以前那些好看的电影是“毒草”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个不能理解的玩笑——电影又不是吃的，为什么是“草”——与世无争的历史，更显得纯净。
或许没有尘世复杂的经历，反倒造就的精神的丰富。他们有歌声，有舞蹈，他们在岩石上作画，他们把蓝天白云山林河流都当成艺术品，他们用羽毛制作衣裙，用桦树皮制造花瓶。
瓦罗加轻轻拍着她唱着：夜晚的小鸟要归林。她湿了眼眶。
她看着带走孙子的河水，被阳光染成青蓝色和乳黄色，就像多年后她见到的两色的布匹。
“我郁闷了，就去风中站上一刻，它会吹散我心底的愁云；我心烦了，就到河畔去听听流水的声音，它们会立刻给我带来安宁的心境。”
我突然想起《维特》里，夏绿蒂站在窗前看一场大雨，还有雨后清新的空气、嫩绿的草地、绚烂的彩虹而忍不住激动地哭泣。
而这种对自然的感情和敬畏，我们却再也没有。
政府对鄂温克人说，你们下山定居，让驯鹿不再啃苔藓，是对环境的保护。
鄂温克人不明白，比起伐木工人，难道是他们更破坏坏境？
一切都变得很功利。从基调开始。连宣传保护环境，最终也是要为了人类自己。然后，看似风光的灯红酒绿下面，便是无法吞噬的空虚。
林达的文章里，说过他们社区的“蛇节”。很多人在家养蛇当宠物，到了那天就要拿出来展览给大家看；孩子们在这里遇到蛇，不会惊叫，也不会乱棒打死，而是按照学校里老师教的方法把蛇移到安全的树林里去；朋友们在一起干活的时候，会时常捉只虫子放在手心神秘兮兮滴给大家看，然后异口同声地赞叹它的美丽可爱。
林达说：“这种教育和风气超越了人类保护自然是为了保护自己这样功利的宣教。那种宣教似乎使人觉得人类是超越自然的一种特殊力量，为了自己可以“征服自然”，也同样是为了自己才需要“保护自然”。但是，美国对学生环境意识的培养方式是动之于情，使他们对动物和自然界产生很深的感情，使他们增强“人只是自然的一部分”这样的概念。这样的教育已经持之以恒很长时间了，因此非常有效。这使得新一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根本就否认人类对于自然所具有的这种为所欲为的征服权利。”
林达的书真的让我思考到很多曾经以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虽然思考的结果也不一定会更正确，但思考了总比什么都不去想要好。虽然我如果看到蛇一定还是会吓得跳起来，我也绝不会捉小虫子来展览，甚至我也并不真的能适应我向往的那种“自然生活”；而我只是觉得，或许应该去想想，我们是不是已经走得太远了，离我们本该归属的所谓自然。
离开了额尔古纳河右岸，那些驯鹿如何生存，那些歌声如何延续，那些舞蹈如何传承。
离开了额尔古纳河右岸，一种精神，一种安宁，不再存在。
迟子建的字，在又一个历史的消亡前，至少，让人感到片刻沉醉的宁静。或许，如果这样的力量足够多了，历史便也有了转向的推动力。